全然可以反过来问罪于李斯。世间还有比这般行为更为荒谬的事体么？一心谋国，反倒落得个疑忌用事之臣，当真岂有此理！

列位看官留意，李斯的这件上书与胡亥的这件批示诏书，全然是相互错位的历史滑稽戏也。以李斯而论，胡亥分明是个昏聩不知所以的下作皇帝，李斯却偏偏将其当做能接受直谏的明君或常君对待，每每以正道论说对之，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以韩非《说准》，说君的轴心法则便是“非其人勿与语”——不是明君雄主，便不要与之谈论为政大道。李斯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非其人而与语”，硬纠缠着一个下作昏君听自己的苦心谋国之言，结果招来一通全然文不对题的斥责之词，滑稽也，怪诞也。李斯是大法家，不能以范蠡式的全身而退的自保术为最高法则，要求李斯做出或退隐去官或不言国事的选泽，那不是战国大争之风，更不是法家大师的风骨。历史要求于李斯的，是正道谋国该当具有的强硬抗争品格，与出色的斡旋能力。不求其如商君护法之壮烈殉身，亦不求其如王翦王贲那般可能的拥兵除奸。然则，至少求其如吕不韦的精妙斡旋与强硬秉持，以及最后敢于结束自己生命以全秦国大局的勇气。然则，李斯没有做到任何一种的铮铮硬骨，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力求下作昏君接纳自己，力求下作昏君拒绝奸佞。此等要求苍蝇不要逐臭的作为，实在教人哭笑不得了。

以实情论之，其时，李斯面前至少有两条路可走。一则是正道:以三公上书为契机，联结冯去疾冯劫章邯等一班功臣老将，大张旗鼓地为天下请命，威逼二世胡亥诛杀赵高改弦更张。以当时天下之乱象，只要李斯敢于奋然呼吁，帝国庙堂很有可能就此改观。二则是权谋机变之道:将赵高比作齐桓公末期的易牙、竖刁两个内侍奸佞声讨之，给赵高设置一个谋逆罪案，公然举发，而后径自秘密拿人立即斩决！依据胡亥后来“恐李斯杀之赵高”的担心，可以判定:李斯密杀赵高并非没有能力，而在于敢不敢为。

不合李斯既不走正道，也不走旁道，偏偏一味地私欲为上迂阔到底，只用胡亥赵高最听不懂的语言说话，自家津津乐道，却遭下作君主无情地一掌掴来。以李斯上书而言，分明要除赵高，说词却全然不着边际:李斯上书所列举者，都是此前战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乱，而此等权臣之乱，至少也得有李斯一般的重臣地位才能发生。赵高无论多么奸佞，无论多么野心，此时也只是一个从老内侍擢升的郎中令，以此等权臣作乱比照赵高，实在不伦不类，正好使赵高反咬一口，说李斯才是田常。也就是说，遇到赵高这般精于权术又心黑手狠的千古奸徒，唯以强力，唯以正道，可成其天敌也！若李斯这般不具强硬风骨，唯图以才具说动下作昏君的童稚举措，注定地要一步步地更深地落入更为卑劣的圈套。

李斯没有想到这些。

李斯依然南辕北辙地走着自己的路。

次日，李斯赶赴甘泉宫求见胡亥，欲图为自己的上书再度陈述。可连山口城门都没进，李斯便被守在城头的赵成挡了回来。赵成只冷冰冰一句话:“皇帝陛下有诏，大臣可上书言事，不可无召晋见。末将不能禀报。”李斯苦苦守候了两个时辰，赵成却铁石一般矗在城头毫不动摇。天及暮色，李斯终于愤然难耐，当时便在车中写下了几行字，装入上书铜匣，派一个侍中送进了甘泉宫。又过两个时辰，城头风灯摇曳，山谷秋风呼啸，城头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李斯冷饿疲惫已极，万般无奈只好登车回程了。李斯没有料到，正是这几行急就章，使他陷入了最后的泥沼。

忙碌一夜的胡亥，直睡到日色过午才醒了过来。

书房长史送来李斯昨日的上书。胡亥惬意地呷着刚刚煮好的新茶，说了一个念字。长史便打开铜匣拿出了一方白帛展开，高声地缓慢地念了起来:“陛下诏书，老臣以为不然。夫赵高者，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老臣故日，赵高殆矣！”胡亥听得大皱眉头，破天荒拿过上书自家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