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璋、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的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一路顺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因此，他计划一年之内全歼太平军。不料，迅猛发展的军事形势，再次打破了他的美梦。

善于掌控自己的性情

失控的性格常常表现在很多人的身上，这种人是感情的冲动者，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理性和理智。

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性格、修养、家庭以及道德训练、师友影响等因素，但是道德品质也取决于每一个人通过自我控制去调节、克制和训练。曾国藩的成功也伴随着这一过程。

曾国藩说：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人过而问焉者。于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墙篱，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正是因为忍耐和自我控制，一个人的品质才臻于完美。

仕途也同样如此。在政治上，春风得意的人并非因为其天赋，而是因为其性情，并非因为其天才，而是因为其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么，他就会缺乏忍耐精神，他就会缺乏圆滑，那么，他就既不能管理他自己，也不能驾驭别人。虽然，忍耐通常被视做一种“缓慢”，但是，这种“缓慢”，即忍耐，是与敏捷、魄力、思维以及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性情强硬可能意味着一种强烈的和容易冲动的热情。如果对这种热情不加控制，那它就会一阵阵地爆发；如果控制或将这种热情置于人们的支配下，就像将蒸汽抑制在蒸汽机之内一样，通过控制杆调整和控制其使用——它就会成为一种有益的能量资源。因此，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性格坚强的人，而且，他们往往能将他们的动力置于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生气，生大一点，就成为“愤怒”。暴怒表现出来的状况有：找对方理论，用电话把对方痛骂一顿，立刻找人申诉，警告胁迫对方，干脆以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