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释迦说：“根本消恨，端赖爱止。”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林肯有一次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他说：“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

在困境中与人相处的方法

处于困难的时候，如何凝聚人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成功术。曾国藩在这方面可谓很有招术，以致当时人们认为他也很崇尚权术。

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没有一点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这时李秀成带太平军大队人马破了羊栈岭，进克黟县，距曾国藩总指挥部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驻扎休宁的张运兰更是岌岌可危。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驰援祁门。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连遗嘱都写好了。祁门大营的幕僚惊慌失措，乱做一团。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乃心生一计。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一日曾国藩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宁柏庄岭与鲍超、张运兰大战失利，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入浙江，使曾国藩白捡了一条命。在此期间，曾国藩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内心则极为恐惧。据说，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一队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从容而出。鲍超下马，将行礼，曾国藩快步上前，与鲍超相拥抱，并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毕泪下，“不复能自持矣”。可见这次祁门被围，在精神上对曾国藩打击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