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

战国时期的魏国执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来探视，对公叔痤说：“万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国家的事务？”公叔痤回答：“有个叫公孙鞅的，可把国家大事委付与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杀了。以免为别国所用，危害我们国家。”惠王在回归的路上不以为然地说：“公叔痤这样有才智的人，让我把军政大权交给公孙鞅处理，未免太糊涂了。”惠王走后，公孙鞅来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对魏惠王说的话告诉了公孙鞅，公孙鞅未加理会。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并未重用公孙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议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孙鞅的事，劝公孙鞅快逃走，但公孙鞅仍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叔痤的丧事。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你杀了吗！”他答道：“君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我，又怎么能听他的话来杀我？”公孙鞅后逃到秦国，为秦国所重用，变法图强，奠定了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基础，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称商鞅。

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至理名言。

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

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颗智慧的头脑。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是智慧的较量，因此，要善择友。曾国藩的择友目的很明确：既让自己获取成功，也让大家获取成功。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