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躬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作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得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爱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

爱面子是很多人的性格弱点。的确，面子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人都要争面子、抢面子，为的是不丢面子。实际上正是由于怕丢面子，有很多人做不成大事，害怕自己做不好什么就丢脸，让人难为情。成大事者必须放下架子，不怕丢脸面，才能最后为自己挣回脸面。

一个人获取胜局了，会引来许多麻烦。当然，自己的面子可能就难保了。爱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有的人往往因为“爱面子”常常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曾国藩虽然是一个很讲面子的爱谦让之人，但当他久久期盼的机会来临时，他则毫不犹豫地立刻抓住这一机会。

湘军准备展开安庆之战的时候，太平军李秀成与陈玉成用计一举攻破了清军的重要军事防线——江南大营。而这一军事形势，给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带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就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来临，倒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多亏了肃顺的推荐和斡旋。

咸丰皇帝在北京听江南大营被攻破的消息，惊恐万状。他知道，清军绿营的最后一点家当，这次全部输光了。多少年来，他始终在做一个梦，想让湘军攻打长江中游的太平军，而由绿营攻打南京地区的太平军。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而胜利的果实却可以由绿营来摘取。湘军正因为能够打仗，所以他不想让它得到太多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