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真正获取成功性格出现不利的因素。

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则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

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石厉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格外谨慎，就不会如履薄冰

曾国藩特别爱讲“谨慎”两字，所以一再告诫自己左右的人，要戒傲，要慎独，这样才能不越雷池半步，从这个道理说开去，人生失败就在于不谨慎也，常常把脚跨在另一个地方。

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范蠡不仅善于谋国，而且善于谋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因而得以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做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社会现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勾践所以过河拆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和谋臣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智力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特别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都能不同程度地礼贤下士，虚心听取谋臣的意见。谋略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谋取个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权力为准则。为谋臣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践在会稽兵败、“十年生聚”的时候，能够比较虚心地听取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甚至宣称要和他们“共执越国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认为不再需要谋臣的帮助，甚至认为谋臣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排斥和迫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范蠡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他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在任何时候，都要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