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会不辞任何劳苦，聚精会神地向前迈进，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得过且过、缺乏耐心”这些话。

曾国藩的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为政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在曾国藩看来，为政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为政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国藩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

曾国藩说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谁都要养心，因为必须要有心计，才能活得舒服。曾国藩认为：养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话，就是要守约。古人患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事业进步的时候，其功表现出胸怀坦荡，其效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到大磨难的时候，把心放得下，养得灵，有乐观的心胸，坦荡的意境，即使身体受了外感，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曾国藩以身养心，是大家风范，因为他不得不那样做，世事混浊，不得不行。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的素质。贤者有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外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内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

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