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蒋研读曾国藩的各种文集、遗集后，有感于“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准备围绕“治心”的内容，“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但名将蔡锷先行一步，已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并由梁启超做序，于1917年在上海发行。蒋介石对蔡锷所编的书表示满意，但觉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国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内容，缺焉不详。在他看来，这等于没挖掘源头，于是“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认为这样就“可为后世法”。

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品格陶铸、意志磨炼，这对“拜金”、“拜物”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精神补药。当然，曾国藩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双手染满农民起义者的鲜血，他用血腥维护的大清王朝是江河日下、日趋走向腐朽的家天下，王运说他“令万民涂炭，仍问心无愧”，是有道理的。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直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其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牟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种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的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菜都不超过四种。他家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心修养，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闲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在大千世界，唯有真正“内圣”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唯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内圣”二字而成功。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性格，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的“诚拙”的态度，不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并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其才气被曾国藩所赏识，并且自以为所不及，但他那种江南人的虚伪性，远非质朴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便拿出他的“内圣”之法，磨砺起学生来。

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内圣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做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军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此——“内圣拙诚”。

△曾氏戒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