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能获取成功性格。因为他能管好自己，不乱方寸。

放远眼光，图谋天下事

信命是很多人的性格之一，这种人往往将成功归功于运气，确实人生充满机会，成功者能识别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与命运挑战，就证明你是强者！

我们相信人生中充满机会，但我们往往不懂得把握。我们归功于运气的成就，有许多其实与运气完全无关，应归功于当机立断、敢作敢为，见人之未见，坚持不懈。

成功不仅仅靠着努力得来，事实上，另外还有三项重要因素：

第一改变自己的性格，第二是了解成功的规则，第三是掌握机会。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体会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清恭亲王奕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两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达到能与列强相抗衡的水准。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了。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手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唯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了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