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系统的检字法。540部的建立，既是从字形出发，又是从字义出发的。同部的字，在意义上大都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相对。可见，《说文解字》的540部，是汉字按意义编排的字典。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声音》说：“夫声者，物之动也；音者，物之成也。物动则有声，物成则有音。音有大小，故乐有清浊。理声之韵，合乎音律谓之音。”应劭将“声”“音”加以区别，并注意到了音有“大小”“清浊”的不同，已经接触到音韵学的核心问题。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音辞》篇，更是涉及了语音的演变、方言的差异、文字的读音、文人的读音、音韵与字义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而且都有颇为精到的见解。例如，他谈到语音是随时间、地域而变化的：“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北则以‘北’为‘涉’，南则以‘南’为‘洽’，‘洽’者，‘合’也，‘涉’者，‘步’也，音有楚、夏，则字有南北矣。”他指出了“古语与今殊别”，即古今语音是有变化的。他还谈了南北方音的差别，认为当时的南方语音多存古音，并举例加以证明。

到了唐代，由于“唐诗”的空前繁荣，推动了音韵学的研究。诗人讲究押韵，就需要研究韵类；诗人讲究平仄，就需要研究声调；诗人讲究“炼字”，就需要研究同音字、同义字、同源字。唐代，出现了研究音韵的专著，如李涪的《刊误》、释处忠的《元和韵谱》等。尤其是释处忠的《元和韵谱》，在隋代陆法言《切韵》的基础上，分韵为206韵，又合并为“平上去入”四声，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对后世影响很大。

宋代，陈彭年等人奉诏重修《广韵》。《广韵》共收字26194个，注文191886字，把同音字归并在一起，共为206韵（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比《切韵》增加1韵；每韵用一个代表字作为韵目，共206个韵目（即206个韵）。《广韵》是韵书，也是字典，它把文字学和音韵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广韵》按声调的不同，把字分成四类，叫做“四声”，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每个声调下再按声母的不同分为若干“韵”，每个韵内再按韵母的不同（即主要元音及韵尾的不同）分为若干“小韵”；每个小韵内的字都是同音字，但同音不同义的字要分别加以解释。《广韵》206韵的韵目，实际上也是206个小韵的代表字。《广韵》作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在训诂学、音韵学、文献学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重要资料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

清代，是训诂学的鼎盛时期，也是音韵学的鼎盛时期。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桂馥、郝懿行、俞樾等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在训诂学和音韵学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俞樾的《群经平议》等，都是训诂学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陈澧的《切韵考》、章炳麟的《国故论衡·音理论》、黄侃的《音略》《声韵通例》等，则是音韵学的经典之作。这些著作，都体现了作者在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深厚功底和卓越见识。尤其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更是将音韵与训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注释《说文解字》的过程中，既解释了字义，又阐明了字音，还分析了字形，真正做到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

训诂与音韵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训诂要借助音韵的知识来正确地解释字义。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本身并不直接表音，但字音对于字义却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同一个字形，如果读音不同，往往意义也不同（即所谓“同音异义”）；反之，不同的字形，如果读音相同或相近，则意义往往也相同或相近（即所谓“同音同义”或“音近义通”）。因此，在解释字义时，必须考虑到字音的因素，借助音韵的知识来确定字义的范围和界限。

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