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还未完全散去，但张华锋的心中却早已没有了节日的喜悦。他知道，过了年，妹妹的学费、生活费，以及家里即将到来的各种开销，都会像一座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学校里的老师为了增加收入，给同学们增加了补课费和学习资料费，这些加起来少说也要一千五六百元。再加上清明节后就是农忙时节，化肥、农药、谷种的开销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爷爷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每年往医院送的钱就像扔进了无底洞。

张华锋有时也会幻想，如果家庭条件再好一点，他或许就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打工了。他毕竟是个文科类的毕业生，虽然当不了官，但或许可以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艺术家。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两篇散文，那是他心中的骄傲。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华，只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然而，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些幻想，踏上外出打工的路。

过完年，乡邻们开始议论纷纷。他们不解地看着张华锋，这个堂堂的大学生，怎么还不去外面打工呢？难道要留在家里吃闲饭吗？那些闲言碎语像针一样刺痛着张华锋的心，但他只能默默忍受。他知道，父母虽然理解他，但也不能完全屏蔽外界的声音。他们只能以笑容和解释来应对乡邻的询问，说他在家里过年，过完年就会出去。

然而，现在年过完了，张华锋还是呆在家里。乡邻们的议论更加热烈了，甚至有些婆姨女子开始高度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他们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是不是身体不好，或者是不是在家里偷懒。其中最关注他的就是他三婶阳一梅了。

阳一梅的大儿子张刚比张华锋大二岁，初中毕业就去石南打工了。如今已经在石南奋斗了七八个年头，学到了一技之长，在一个制衣厂当技术员，月薪差不多有二千元。这在张家营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阳一梅因此骄傲得不得了，逢人就夸她儿子有出息。在她看来，她儿子虽然是个初中生，但比一般的大学生都强。因为在农村里，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出息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挣钱。

以前阳一梅还认为张华锋是张家营最有可能超过她儿子的人，因为他是大学生，有文化。说不定以后还能当干部呢！但现在她不这么想了。她听一些从外面回来的人说，现在外面的工厂里有很多大学生都是在做普工，有些大学生连个技术人员都不如。听到这些她心里很是高兴，觉得自己的儿子才是最棒的。因此也就不把张华锋放在眼里了。

然而即便如此，阳一梅还是保持着对张华锋的高度关注。因为她一直在心里拿她的儿子跟张华锋比，想证明自己的儿子才是最优秀的。这天她又在村口碰到了张华锋，看见他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心里很是高兴。但她还是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华锋啊！你什么时候去外头打工哩！”

“过两天就去。”张华锋随口应道，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儿子要去外面打工了，张春堂老汉的心里五味杂陈。他既希望儿子能够出去闯闯世界，又担心他在外面受苦受累。为了让儿子在外面平安求财，他这几天天天都带着老花眼镜在翻阅那本泛黄的《农家历》。他要给儿子的首次出门寻个好日子。翻来翻去最后选定了一月十二日。据历书记载，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外出遇贵人，吉神当值。

一月十二日这天清晨，天空还泛着鱼肚白。张华锋的母亲就早早地起床了。她要为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早餐，让他在路上有个好胃口。厨房里炊烟袅袅升起，母亲忙碌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温暖。她一边做饭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儿子一路平安、顺利找到好工作。

早饭后，张春堂从家里仅有的四千多元钱中取出一千元交到儿子手里。那双手颤抖着，仿佛承载着千斤重担。他千叮万嘱地说：“儿啊！在外面一定要小心啊！注意身体！不要把钱弄丢了！车站里乱得很！”说完这些话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和不舍。

张华锋从父亲发抖的手里接过来那一千元钱时，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他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期望的眼神、满手的老茧，一时感到血往上涌，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