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交流，由于秦国地处西部，所以与西北及中亚地区的联系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这应该也是古代的时候，西北人民经常把内地的人称为“秦人”的原因。

秦人在北方与西北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而楚国人则在南部同南亚的人进行着贸易上的往来。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大的诸侯国，它与南亚一些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韩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韩国的商业、交通都十分发达，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贸易网点。一些地方由于地处交通枢纽，所以经济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例如当时的宜阳，就是可以与赵国、楚国等进行联系、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当时的宜阳非常繁华。

从对各国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国时代交通其实已经比较发达，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网。由于贸易上的往来，人们成功打破了以前闭塞不通的僵死局面，商品得到交流，人民也得到了沟通，达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崭新交流局势。这对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东周列国、战国诸雄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则是贵族领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争夺，无可置疑的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地主阶级，并由此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时间。而在战国七雄之中，率先完成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这一变革的国家，就是西边旧势力较为弱小的秦国。当然，在战国时代，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取代领主贵族，而且在很多的国家，其权力还很大。

但毫无疑问的是，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牛耕的使用、农业技术的大进步、手工业的进步、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战争的巨大消耗，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一种是官营，另一种则是私营。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范蠡、端木赐等著名商人，到了战国时期，更有猗顿等人，他们都是富可敌国，名驰天下。由此可见，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教授致富之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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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

战国时的大都邑，许多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如赵都邯郸、齐都临淄，以及魏国都城大梁、洛阳等。中等都邑也开始有了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郡，其中70邑有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就表现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私人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也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韩非子·亡征篇》就曾说道：“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

如“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又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等思想都表现了当时对于商业的重视，很多人都愿意从商赚取利润。当然，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时各国都先后确立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则由于土地的兼并而流离失所，无所依靠，只能出卖劳动力为商人劳动，或者有经济能力的，就自主经营。

当时的这些大都市，集中了各地的物品钱财，大家在一起互通有无。当时的中原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