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得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璋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问题的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6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10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12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11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7月17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7月20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8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9月17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让别人看出你要获取成功性格，你肯定会遭受各方压力，让你气喘吁吁。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藏身之术，这就要求首先做到“藏心”。

头脑清醒，一步一步登高望远

有人说宋朝的吕端糊涂，可宋太宗赵光义却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阴谋推翻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发现太子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