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

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别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集思广益，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列。对那些骄傲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地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曾国藩为人处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见，但绝不盲从，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这说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别人、听信别人，而是相信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曾氏避让性格之解密：

进退自如人生一路平坦曾国藩的精明之处在于：知道如何在风口浪尖上搏击，而又不致被浪头卷走；既可进，又可退，游刃有余。他既善于出击，又巧于自保。这说明，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定学会退让。曾国藩的退让之道对于张之洞颇有影响。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的自保意识很强，老谋深算，进退有术，处处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结宗派、不树私党，他常常标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党”。在从政之中，由于政见趋同，很自然的会有至交好友。众所周知，当初在京纵论时政时，张之洞附着李鸿藻这样的阁臣，成为清流党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其笔锋所向、触角所至，也无可辩驳地显示他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时时处处竭力否认自己是清流党。

当初当慈禧太后问讯起清流党的有关情况时，张之洞就坦然奏道：“启奏太后，臣以为清流党一说不合事实。臣自从光绪二年从四川回京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交往颇多。一则，臣仰慕他们持身谨严的人品和忠于太后皇上、关心国事的血性，二则，臣与他们有喜爱学问诗文、金石考辨等癖好。尽管从来便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但臣仍凛于‘结党营私’之儆戒，不敢与人结社组盟，以贻口实。据臣所知，李鸿藻等人与臣此心相同。且臣以为专门弹劾大员一说亦不全合事实。就拿臣来说吧，这几年除代黄体芳起草过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外，其余不论是为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