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还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陈策，并不以纠弹大员为主。比如这次伊犁事件，臣主张严惩崇厚，但亦非专门冲着崇厚而言。臣为此事草拟了七、八道折子，还有几道未及上奏，所有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处理伊犁归还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惩处崇厚一人。臣幼读先儒之书，粗明大义，既不敢结党以营私，又不愿以劾人而利己，侧身于翰詹之际，留心国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认为，当以剖析事理寻求善策为重，而不应以严峻惩罚罢官削职为目的。”

的确如此，被人视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正是因为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这个，明天纠那个，日后将积怨甚多。张之洞的确与他们有着极大的不同。

张之洞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是虚与委蛇，尽管他纵横捭阖，但始终告诫自己要尽量不贸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张之洞，本有分李鸿章之势的用心，避免李鸿章集大权于一身。张之洞虽然与李鸿章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如甲午之战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李鸿章视张之洞为“书生之见”，但张之洞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李鸿章的极大推崇，据说当李鸿章70寿辰时，张之洞为他做寿文，忙活了3天3夜，这期间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肆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张之洞如此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外圆意识。

他的外圆谋略还表现在对光绪帝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鉴于西太后的威严，对废除光绪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态，总是含糊其词，既不明说支持，又不明说反对，常常推说这是皇室家事。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更可看出张之洞的聪明老练、圆滑狡黠。

当军机处发来密电，征询他对废除光绪帝的意见时，他很为难。因为他觉得当今的皇上，虽有许多缺陷，但他愿行新政，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这就是好皇帝。若有康熙、乾隆那样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废除皇上而改立贤者，但遍视当今，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所以在张之洞看来，当然还是不废皇上的好，但是西太后刚强明断，看重权力，与一般女人大不相同。她是一个喜欢自己揽权弄权的人，虽然她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要还政颐养，可是据说百日新政期间，皇上12次赴颐和园禀报，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还得由太后亲自决定，离京前还得去园子里向她叩头谢恩。这分明是她仍在控制着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这样的控扼之下，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他觉得西太后的目的显而易见是要废除光绪帝的。自己虽不同意废除，但是西太后大权在握，得罪不起，而自己又不愿意违背良心说话，这个问题的确很棘手。于是他想起历史上许多类似的例子，像杨修的被杀，就是因为他插手了曹家的立嗣事，引起曹操的愤怒。这是前车之鉴。而诸葛亮做的就比较明智，当刘琦兄弟相争，请教诸葛亮时，诸葛亮说，立谁为荆州之主，这是你们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看来，帝王家从来都是把立嗣当作家事来对待的，而把它当做国事来看的，很少很少。

这件史事给了张之洞很大的启发，他想：自古以来做官都讲究“思不出位”，在其位，谋其政，要求说话办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做什么，都以自己的职责为限，谨慎稳重，这是处事精明老练的表现之一。诸葛亮可说是精明老练之辈，他的一句“这是你们的家事”，堪称绝佳妙语，包容量极大，在不卑不亢的情况下将“球”踢了回去。俗语都说：“疏不间亲。”强调局外人不要参与他人家庭之间的纠纷，对皇室更不能说三道四，因为这涉及权力争夺的中枢神经，格外敏感，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况且现在西太后主意已定，她是不可能把一个外臣的话当一回事的。她现在要让军机处来征询自己的意见，无非是利用利用自己而已。如果自己的话投合她的心思，她就会把自己的话拿出来做挡箭牌；如果自己的话不合她的心思，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