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烟炮的下马威

——记忆中的北大荒之一

杲文川

去北大荒前,农场给每个知青发了一身蓝布棉袄、棉胶鞋和一床棉被。我又到天桥的旧货市场花5块钱掏活了一双军用大头鞋。我妈用一个20世纪30年代买的旧皮箱给我装衣物和零碎,后来才知道,这破箱子就算不错了。有的同学到商店里,向售货员哀求一个破纸盒子装上杂物,再捆个包袱卷就是全部家当了。我收拾好就上路了。那年,我16岁。毅然下乡的原因很简单,一是继父与母亲因为我有时争执不和;二是“**”初期,“血统论”盛行,我的出身那时属于“黑五类”,在学校里东北话叫“不得烟儿抽”;三是我们学校“反到底兵团” 组织的一些高中同学去北大荒,这3条原因使我想都没细想,就报了名。开始,我们北京80中有150多人报名下乡,可拿户口本叫真招儿的时候,一个个都出了问题,打了退堂鼓。最后只剩下30多位坚定下乡者,去了北大荒。

火车开动了,目送着满站台送行的同学,听着他们声嘶力竭的送行声,我才意识到,这回真的要离开首都了,奔向那6000里路以外的漠北荒原,真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吗?我和眼前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发小儿从此天各一方了吗?心中一酸,不觉两行清泪挂在胸前。16岁也是小老爷们儿,不能把人性的懦弱暴露人前,我迅速抹去泪水,急忙与要好的同学拉手告别。

知青专列的车厢里热闹非凡,华侨知青迅速创作出一首歌曲,在知青专列的各个车厢里传唱。那歌词是“热血沸腾,红心激荡,毛**的**志在四方。**思想指引我们前进,去建设美丽的北大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工农中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家唱歌、朗诵、吹笛子,美好的憧憬洋溢在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上。

每到一站,农场干部都要动员说服那些没有得到农场批准或是家长不同意、不给户口本而本人非要去的同学下车。都穿着一样的蓝棉袄,又是初次见面,农场干部从知青中很难找出全部不在册的同学。说服劝说那些要去而不在册的同学回京的工作一直到长春,才决定不再劝了。于是,我们学校的端木玉琴和朱守诚两名女同学随我们到了北大荒。车到哈尔滨,我们发棉帽时,农场干部下车,为两名女同学立即买来与我们颜色不同的黄棉袄。

车过哈尔滨,我们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北国风光”。简而言之就是天地一色皆为雪,四野茫茫渺无人。又不知走了多远,终于听到通知,可以收拾行囊下车了。我背着背包,拎着旧皮箱,走下火车,才感觉到了什么叫“北大荒”。我们离开北京是1967年12月6日,到福利屯的那天是12月8日。老天爷似乎想考验一下这些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不怕“北大荒”威严的愣小子和傻姑娘们,它老人家把温度降到了零下33度。北大荒管暴风雪叫“大烟炮”,有个说法叫“雪后三天风”,即每下一次雪,雪后紧跟着要刮3天暴风雪。大烟炮一刮起来,迷茫茫一片,视线仅有十几米,外出容易迷路而被冻死。所以,在北大荒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烟炮一刮,投宿谁家都得留客。

在站台上,我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尤其是迎风走时,劲风像利刀一样,刺痛划割着我们那未经风雨的稚嫩面庞。只好扭着脸走,呼出的气息,在棉帽的迎风、护耳一侧结成了大片的白霜,后来,胡须、眉毛上也都是白霜,大家对视而笑,却不知自家也是如此尊容。这可能就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的“下马威” 吧!最为艰难的要属背着父母非要到北大荒的端木玉琴和朱守诚两名同学,农场方面怕她们冻着,只是临时卖了棉衣裤和棉帽,她们穿的是北京的白塑料底条绒棉鞋,在已被汽车轧得溜光的路面上一走就滑倒了,简直是寸步难行,女同学们就互相帮着拎行李,腾出人手搀扶着她俩,在冰雪上艰难地行走。

农场干部把我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