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自觉的成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发展

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发展，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成熟。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隋及唐前期是总结、评价前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要求建立新文风的阶段；唐中期是文学批评的全盛阶段，表现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建设性成就；晚唐五代是其余波，出现了探索文学的形象特征及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趋势。

一、隋唐五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背景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好文”(《隋书》)，厌恶南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靡文风，曾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对此表示支持，上书激烈攻击魏晋以至齐梁注重辞藻、华而不实的风气，要求文章写作应有关政教(《隋书·李谔传》)。在野的学者王通(584?～618)也竭力主张文章必须阐明三纲五常，关系国家的存亡得失，而把声律辞采贬为末流。这些主张都是为巩固统一国家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唐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学术文化也日趋发达。当时帝王大都爱好诗歌，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文风气一般仍较华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诗歌格律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政治家、史学家在探讨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时，注意到文风问题。房玄龄等修《晋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棻修《周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徵等修《隋书》，李延寿修《南史》、《北史》，都在文苑传或文学传中表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他们大都不满南朝特别是齐梁的浮艳文风，希望创造新时代文质兼备的文学，加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发展

1. 诗歌批评的繁荣

隋唐五代时期，诗歌批评的繁荣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逐渐向诗赋骈散文分体评论发展，齐梁间开始出现像钟嵘《诗品》那样专门评诗的著作。到唐代，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繁荣，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诗歌评论，有单篇论说，有专著，有诗歌选集中所附的评语，还有以诗论诗的作品（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活跃景象。

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诗人，都在诗歌批评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陈子昂推祟“风雅”和汉魏古诗，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之作，主张诗歌要有“兴寄”与“风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即要有社会内容和明朗刚健的风格。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大力推祟《诗经》、屈原辞赋和“建安风骨”，提倡清新自然的诗风，反对雕饰造作的陋习，并以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杜甫赞美陈子昂的《感遇诗》上继风骚，又称道元结的《舂陵行》等合乎“比兴体制”，表明了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杜甫也很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主张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提倡多方面地向前代（包括六朝与初唐）诗人学习，体现出诗歌集大成者的风度。

2. 散文批评的崛起

散文批评在隋唐五代时期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推动了散文创作和批评的繁荣。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散文创作和批评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主张文以载道。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散文作品以清新自然、感情真挚著称。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为散文创作和批评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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