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头的声音全部释放出来，她大声而近乎呵斥地问：“你为什么要在坝上走，有时候还跑，不怕掉下去吗？”

我听到母亲的声音似在骂自己，委屈地说：“ 韦老师说用脚可以估算出长度，我每走两步相当于一米，我想测量一下那条坝有多长。”

母亲不依不饶地说：“在哪里不能测长度，非得来这么个危险的地方？总不是你们韦老师叫你来的吧，再说了，走一个来回就量完了，为什么要来来回回走那么多次？”

我解释道：“每次数着数着就数乱了，又要重新来，所以就把剩下的路跑完，好快点重新开始。”

母亲叹了口气道：“你知不知道妈妈看着你在上面跑心里有多慌，万一……以后不要再上坝了，掉下去可不得了。你说说看，坝上多危险啊，那么一点点宽的地方，就你一个人，掉下去都没人看见，谁来救你？”

母亲说的一点点宽的地方在我眼里其实很宽，我从没觉得我会掉下去，但我听说过一句话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哪天真的掉下去呢？我决定以后不再一个人上坝了，要上，得再带上一个人，这样，至少有人帮喊“救命”。

回到家，全家人给我洗脑似的上了一堂安全教育课，我突然间也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丝后怕，我向家人保证，以后不再上坝了。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煮好了荷包蛋，我吃了两个，我又长了一截尾巴。九岁的我在父母眼里依然还是个糊涂虫、捣蛋鬼。

我不再上坝的保证只是一纸空文，改天我还是邀上黄文利一起到坝上去。不知是不是心理暗示，那条坝在我脚下突然变窄了，我站在上面，不再从容，只往前走了几步便打了退堂鼓。黄文利在我的胆怯中也变得胆怯，从此我们只在可利江变成一条小溪的时候在溪边玩耍。

十二月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姐每天都在家，听说是生产队大发慈悲，给了一周的时间让准备参加高考的知青们回家复习。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吃饭的时候，大姐就出现了，吃过饭，大姐又不见了。我知道大姐是回来复习的，也知道大姐在躲着我，怕被我缠上后无法复习。房子就那么大，大姐能躲去哪儿呢？我不厌其烦地检查了床底，打开了所有的柜子门，甚至还翻开了两口箱子，一遍又一遍地查看厕所、厨房，就是找不到大姐的踪影。

已经两天了，我始终没找到神出鬼没的大姐。

那些天，我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大姐。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先回到房间找大姐，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没找着。我打开饭桌，在桌上铺上报纸，开始写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很快就写完了。看看钟，时间还早，决定自制一个玩具。在放学回来的路上，我挖了一些粘土，可以捏个小玩意儿。我看到柜子上的储钱罐，一只小猫，对，就它了。我照葫芦画瓢，还算是心灵手巧的我很快就捏出了猫的外形，自己觉得很满意，再找根牙签画出猫眼、猫嘴、猫胡子，大功告成。把它摆在大猫旁边，除了个头小点儿，简直一模一样。正在自我陶醉时，听到厨房有动静，我走出房间，看到奶奶抱着一把菜回来，我问奶奶知不知道大姐在哪里。

奶奶“嘿嘿嘿”地笑道：“说是在图书馆，要不你去找找看，找到了让她回来吃饭。”

我一听乐了，可不是嘛，好多人都喜欢在图书馆看书，大姐就应该在那里，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屁颠屁颠地跑出了家门，奔向我熟悉的图书馆。说我熟悉，是因为黄文利的妈妈是图书管理员，我和黄文利时常到那里去。

就在我闯入图书馆的一瞬，突然刹了车。这里安静的氛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我知道这不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地方，于是悄悄地走进一楼的报刊阅览室。里面没几个人，我不好意思来了就走，装模作样地从报刊架上拿起一夹报纸，找个地方坐下来翻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无趣地将它放了回去。走出报刊阅览室，出门左拐上二楼，又是一间阅览室，我向里望了望，不少人围坐一张椭圆形环形大桌，有的捧着书在看，有的正在抄写，阅览室里安安静静。这些人当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