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削得干干净净，递给父亲。剩下的蔗头是我的，母亲对我说：“你的甘蔗好长哦。”

我笑呵呵地说：“我的和爸爸的一样长。”说完还拿去跟父亲手上的甘蔗比了一下。这次分甘蔗，成了我若干年分甘蔗的标准。每根甘蔗的蔗头，从来都是我的，虽然吃到最后，甘蔗已经不那么甜甚至还有些咸了，我也从来都是乐呵呵的从不抱怨，在我心里，我是家里最小的，最不甜的那截当然应该是我吃。

热热闹闹的年过完后，又是车站送行，跟半年前的送行一样，母亲又要与大女儿分别，她还是忍不住哭了。父亲却很高兴，他说：“这回没什么好哭的，大平是去上大学，是去好地方，你哭什么嘛。寒假、暑假都能回来，毕业了也会回来，还分配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啊。”

大姐也说：“就是啊，我又不是去挑土方，又不是去下农田，又不是不回来了，妈妈你别哭。”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说道：“我高兴，但还是舍不得啊。”她拉着大姐的手说：“大平，你一个人在外地要好好的啊，缺什么就写信回来，学校虽然什么都包了，我们给你的钱你也还是要用，想吃什么自己买，不要太节省。”

列车员让还没上车的旅客赶紧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姐看了看她手腕上的手表，那是奶奶用自己的积蓄买来奖励她上大学的。真的只剩两分钟了，大姐猛地和母亲来了一个拥抱，一直笑着的她此时才真正感觉到离别的到来，泪水不争气地“哗哗”往外流，搞得母亲反倒有些不知所措。母亲说：“刚才你还让我不哭呢，怎么自己哭上了。”母亲忙掏出手绢擦去大姐脸上的泪，“好了好了上车吧，等下车开走了，你就得走着去。”大姐破啼为笑，从父亲手上接过行李，转身上了火车。

火车载着大姐对亲人的牵挂，去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远方，和她同时走的，还有家里仅有的两口木箱中的一口。

1978年2月，77级新生入学，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3岁。大姐是最小的那个，成了大龄同学羡慕的对象。入学不久，她就发现她的大龄同学们都太优秀了，他们才是她崇拜的偶象。大学的生活在大姐面前铺开了一个崭新而丰富的世界，让她从懵懂无知到渐渐知道了知识的海洋是多么的博大，知识的殿堂有多么的辉煌。

在这个知识的殿堂，她结识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知心好友。精明、干练的班长莫可闲、无所不知的学习委员胡海峰、任劳任怨的生活委员方飞扬、文静内向的安静霞、开朗活泼的乔凌云、脚踏实地的林木森、高谈阔论的楚天舒以及很多很多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