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竖直，可我觉得再怎么认真，我的字既写不平也画不直，它们就像一群小丑一样歪歪扭扭地分布在我的米字格里。

上午放学后，我和黄文利时常一起到报箱去看蒋阿姨分发报纸和信件，宋琳琳久不久也跟我们去。看蒋阿姨分报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蒋阿姨的右手拇指上，总缠着一块黑色的胶布。刚开始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受伤了，她说不是，她说缠着这块胶布能提高工作效率。她每次拿起一摞报纸，手里的报纸就像飞花一样被快速地送进一格一格的报箱，厚厚的一摞报纸很快就发完了，她又从地上拾起另一摞，重复刚才的动作，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我问蒋阿姨会不会分错，蒋阿姨说不会，每个报箱上她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有标记，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报纸，还告诉我们这叫“熟能生巧”。每当看到蒋阿姨把报纸飞进我们自家的报箱后，我们就会迫不及待从里面把报纸拿出来。宋琳琳已经认识很多字了，经常结结巴巴地念报纸上的内容，在我和黄文利面前炫耀。我并不觉得羞愧，这些字我迟早也会认得的。蒋阿姨一边听宋琳琳念报纸，一边时不时地纠正她读错的字，有时宋琳琳被不认识的字卡住了，蒋阿姨不用看也知道被卡住的是什么字并告诉她那个字的读音。但这并不影响她把报纸飞进报箱的速度。蒋阿姨收工后，我们也就各自回家。

我回到家，就在厨房看奶奶做饭。在我的印象中，奶奶每天踮着一双三寸金莲，不是在厨房里做饭，就是在菜园里种菜，歇着的时候就在屋子里纳鞋底，她和这里的人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把一家人的生活安顿好。每天晚上，奶奶睡前都要洗脚，我常捧着奶奶满是沟沟壑壑的奇形怪状的小脚看个不停，摸摸这里，捏捏那里，问奶奶疼不疼。

1975年10月30日一大早，洗漱完毕，我到饭桌上享用我的特别早餐。奶奶煮好的四个荷包蛋分别装在三个碗里面。有两个蛋的那只碗是属于我的。母亲故作吃惊地问：“哟，今天是谁长尾巴呀？”我不答话，指着碗里的两个蛋，又指指自己。每年三姐妹不管谁过生日，家里不杀鸡，不?鱼，也没有生日蛋糕。生日当天，长尾巴的小寿星得吃两个荷包蛋，因为平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另外两人也就借机每人得吃一个，算是解馋。家里养的鸡是过年过节或者有重要客人来才能吃得到的上好的美味佳肴，平时要靠它们下蛋。学院每逢过年过节会统一从鱼塘里捞鱼上来分配给各家各户，那时家里才有鱼吃。生日蛋糕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吃完这两个蛋，我就七岁了。七岁的我已经学会了写字，学会了拼音，学会了算术，还结识了一个新的好朋友，叫宋琳琳。

过完我七岁生日后不久，贵州的小姑沈为年来接走了奶奶，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姑要把奶奶接走，心想是不是贵州的表姐和表弟想念他们的外婆了？也许是吧，但两个姐姐说不是，是因为奶奶的家庭成分不好。奶奶自从来我们家后，学院领导就经常找父亲谈话，不允许学院里有地主婆的存在。听说奶奶去了贵州后，身体总不是太好，但没有人揪着她的家庭成份不放，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奶奶离开了我们家，二姐又开始每天去饭堂打饭。每天吃多少两饭，多少钱的菜，大姐都会安排好，决不允许超支。但不管大姐如何斤斤计较，一家人分三个地方生活，又少了奶奶地扶持，日子还是过得十分拮据，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要靠卖旧报纸换些生活费。在幼儿园养得胖胖的我立竿见影地瘦了下来。

奶奶离开后的一个下午，我睡了一个午觉后晕头晕脑地去上学。马路上突然传出一声惨烈的哭声，那哭声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跌坐在地上，手腕生疼。我哭喊着，四处张望。二姐正在一个树下和同学聊天，她看见我了，但没有过来扶我，我还听到她说话，她对她的同学说 ：“那是我妹妹。”声音很清晰，可见我们离得很近。当时我是很希望她过来扶我一把的，但她没有，我哭得越发凶了。现在想来，二姐那时不过12岁，也还是个孩子。

突然听到蒋阿姨的声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