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音，我有点慌，怕被她骂。母亲走进屋，看了看我的脚，脚上起了几个小水泡，问我是怎么弄的。见母亲没有骂我的意思，我放下心来，说我煮饭不小心把锅弄翻了。母亲走到炉灶前看了看，火还挺旺，锅横在地上，米还是米，有些泡发了，锅里一半，地上一半。她把炉口封了起来，然后走回屋里对我说：“我的幺儿这么能干，都会煮饭了。”虽说是表扬，但我自觉闯了祸，还是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父亲回到家，看到我这个样子，又是怜爱，又是表扬。母亲对父亲说水应该还没烧开，不然，孩子的脚会被烫破皮，肉都会烫坏。

我想起上次被蚂蝗咬后大叔给我敷的草药。第二天，我就一瘸一拐去找那种草药，拿回来跟母亲说这种草药可以治我的脚伤。母亲觉得反正脚伤也不是很严重，这个草药又清凉清凉的，应该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按我说的把这些草药捣烂后敷在我被烫伤的脚面上。敷药的第二天，脚就不疼了，我继续去摘草药。用了几天药，脚面已恢复如初，连疤都没留下。神奇的草药，可惜在岁月的流转中我已忘了它的样子。

一个周六的晚上，二姐说，她的一个同学的哥哥，因为收听敌台被抓，第二天要在镇上开批斗会，开批斗会前还要游街示众，游街示众的队伍会经过德胜中学，并会在校园里转一圏。父亲和母亲交代我们不要去凑热闹，想看在家门口看看就算了。父亲说，首先是批斗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其次也怕我们被人群挤伤、砸伤。但我还是想看看游街示众是怎么回事，毕竟都路过家门口了。

周日早上，听到一阵锣声，我知道是游街的人准备到了。父亲在屋子里备课，母亲在忙着家务，他们不打算看热闹。大姐、二姐站在家门口四下张望，我搬出一张凳子站了上去，比大姐还高出了一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锣声越来越近，游街示众的队伍终于到了德胜中学。我看到远处有一辆敞篷车缓缓地如蜗牛般爬过来，车上有好些人，我不知道谁才是那个偷听敌台的人，于是问二姐，二姐挤上我的凳子，指着那个方向说：“那个戴高帽的，你看，胸前还挂有牌，写着‘反革命’三个字的就是。”“反革命”没有路过我家这边，在学校大操场转了一圈后就离开了，我没看清楚那人的长相，只看到他戴着高帽子低着头。

热闹的人群散去后，大姐问二姐她那个同学的哥哥是怎么被抓到的？二姐说：“我同学说他哥哥经常偷听敌台，她早就看不惯她哥哥了，还说她哥哥早就该被抓。前些天的一个晚上，他哥哥正在偷听的时候被来找他玩的工友发现并告发，我同学说他哥哥活该。”

父亲和母亲听后不可置否地叹了口气，一个继续备课，一个继续做家务。

1976年7月7日，我又听到了学校喇叭里传来的低沉的哀乐声。回到家，听家里人议论说去世的人是朱总司令。我问父亲朱总司令是谁，父亲说朱总司令与毛主席是久经考验的战友，父亲还给我讲述了井冈山会师的故事。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学校领导看到我们家生活比较困难，就在假期给大姐和二姐安排了一个挣钱的活，给她俩配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每天去镇上拉猪潲回来喂猪，相当于现在的勤工俭学。大姐二姐接下了这个任务，看样子还挺高兴。

我也经常去猪圈看两个姐姐喂猪。大姐二姐从三轮车上抬下两桶满满的猪潲，两人各拿一个瓢，将猪潲一瓢一瓢舀进食槽中，嘴里不停地叫着“略略略略略”。我觉得有趣，也帮着她们一起“略略略”地叫，猪们便纷纷从各个角落涌向食槽，挨挨挤挤，“呼噜呼噜”地争抢着食物。猪们身上的泥垢和粪便也在这场争抢中甩得到处都是，整个猪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猪们是不浪费食物的，食槽里的食物被消灭干净后，猪们才一个个满足地离开食槽，仿佛还打着嗝。

有时候，三轮车上不仅有猪潲，还会有一些头头尾尾的甘蔗。车上有一把大砍刀，大姐或二姐会将甘蔗尽量地用大砍刀弄得干净些，再砍成小块后扔进食槽给猪吃。猪们嚼起甘蔗来发出脆脆的响声，蛮好听。我在一旁看着，觉得猪在饭后都有水果吃，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