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同学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刘老师唱歌，都觉得刘老师唱歌还蛮好听。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饱含了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对新社会美好生活的热爱。唱毕，大家都鼓起掌来。接下来，刘老师唱一句，同学们跟唱一句，大家很快都学会了。我边唱边想像着自己真的就坐在谷堆旁边，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妈妈的童年。这首歌让我在之后的若干年都对旧社会充满了敌意，我由歌曲想到旧社会，再想到蒋介石，进而联想到台湾，最后思考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我和同龄的孩子们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享受阳光时，仍生活在旧社会的台湾的同龄孩子们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呢？浅薄的想像在我脑海里生了根，这成了我一段时间内相当多篇作文的素材，现在想来实在可笑，但那些作文，是得到过刘老师表扬的。

那天，刘老师还教会了大家使用拳头法区分大月小月。还教大家就地取材的玩了“围虎棋”。还给大家讲了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的故事。我心想，这要比宋琳琳他们顶着大日头东颠西跑学到的东西要多，要有趣。当然了，这也有可能是我的酸葡萄精神。

下午，韦老师领着队伍将红小兵们带了回来，我羡慕地看着他们胸前飘着的红领巾，手中握着的红缨枪，暗想，俺老孙有一天也会这么飒爽英姿的。

宋琳琳提着红缨枪走向我，大方地递给我摸了一下又马上收了回去，严肃地对我说我还不是红小兵，不能拿红缨枪，只能摸一下。说完她提着红缨枪跑进老师办公室，把红缨枪放好。从办公室出来后她神神秘秘走近我，问我今天有没有看到他们。我疑惑地摇摇头。她觉得有些遗憾，说真可惜，说我只要往山上看，看见很多很多的红领巾，就看到他们了。她用手指了指远方山的方向告诉我说就是那座山，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现在看不到红色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在相思湖学院能看到的唯一的一座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那种遥不可及的山。我曾听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叫“看山跑死马”，心想，这山不知离这里有多远呢，在德胜的时候，就住在山脚下，上了山妈妈都找不到我，宋琳琳居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么遥远的山上的红领巾，她可真幼稚

宋琳琳去的那座山叫“天雹水库”。那天，我没看见她的红领巾，有个人却看见了。那个人是我大姐。

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知青，早上五点就从知青点出发，早早来到了天雹水库，天气太热，他们要赶在烈日当头照之前完成今天挑土立方的任务。在一条宽阔的河岸边，知青们正在进行筑堤修坝的劳动。阳光毫不吝啬地照在他们汗流浃背的身上。大姐卷起裤腿，撸起袖子，正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她用纤细的手臂和男知青一起扛起沉重的石头，脸上带着一种压不垮的坚毅。不过17岁的年纪，却担着如此的重担，如果此情此景让母亲看到了，母亲一定会落泪的。土石逐渐堆积，河堤慢慢升高，知青们的汗水滴落在土地上，与土地融为了一体。在回知青点的路上，大姐和许多知青一样已经一瘸一拐，他们看到了一群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正气宇轩昂地在前方不远的林子里穿过。在回望那座满是他们血水、泪水和汗水的堤坝时，大姐心中还是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的。她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土地，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和磨练了自己。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一段青春的烙印，一段永恒的历史篇章。

大姐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曾受过全家人众星捧月般的喜爱。二姐是妈妈最偏爱的孩子，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母亲说二姐还在娘胎的时候，差点因自己和父亲的一次口角被流产。又在生下来后因为放在别人家里带，吃得太咸被腌了心肝，差点小命不保。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母亲对二姐偏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从小也知道，每个父母都说一碗水会端平，其实每个父母都是从来端不平这碗水的。我就是家里那个唯一挨打受骂的孩子，是母亲的出气筒。

自我记事起，除了妈妈打我、骂我外，我们家算是一个和谐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