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他在家招募乡勇数百，在石潭杀死残寇30人，便假报胜仗，说杀贼数百人。我非常讨厌他。我与中丞、提督三人联衔具奏的一道折子，是左季高所作。我原本看过折子底稿，后来左又增添了几段，竟把王璞山打假胜仗也添了进去。发出折子后，左才送折稿来让我同意，事已无可奈何，我只得隐忍去做。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又战败，逃奔数次，前不久来到省城，我在省城天天烦恼郁闷，许多事不顺手，只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前日当面把朱石樵责备一番，他也无辞以对。但官场中人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一事无成，辜负了皇上委任之心，只有自愧自恨而已，还能怨恨他人吗？埋怨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世道的混乱，一定先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开始，诸弟必定要一一勉强区别，就会越求明白，越至混淆，一定会怄气到底。希望诸弟学会心平气和，学会“难得糊涂”。璞山的事，从今以后，你们不但不要说，而且也不要信中说。由于是非颠倒，自己清正为人，使自己“许多事不顺手”，所以只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显然，曾国藩是以自己亲身经验告诉诸弟，整个环境都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自己反而孑然独立，企图力挽狂澜于一隅，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不糊涂能行吗？通过曾国藩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一个不喜欢谏诤的昏愦国王面前，大家都阿谀奉迎、奴颜谄媚，“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而唯有你刚直不阿、直言不讳，不遭来杀身之祸已是万幸了，所以当你面临无能为力改变风习时，或者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或者以难得“糊涂”委曲求全，保留那份心地的纯洁，以待时机，另图良策。否则只能像屈原那样志洁行芳地去毁灭自己。

那么，曾国藩是否真的总是使自己在糊涂中度日呢？看了下面的事自然就会有一个明了的答案，当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把大权交与他的时候，曾国藩却能立即想到，苏、浙、皖、赣四省，是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财富宝地，现在朝廷竟全都交给自己，这无疑是对自己极大的倚重，可他的脑海里还是摆不脱肃顺的阴影，想到了肃顺近年来对自己和其他一些汉族官员的关照，以及他们之间虽非直接、但也不同寻常的联系，可千万别在什么地方将自己牵连进去。

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很自然地将两件事联系起来，朝廷为什么一面给自己加官增权，又一面又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告诉自己朝政大局的变化呢？这分明是既要用自己，又在鞭策、警告自己。看来，这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背景。朝廷中新的掌权者必定是个能人，不可轻视，一定要小心谨慎。

他赶紧找来李鸿章就此事交换意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僚中素称能识大局，对政局能洞悉底微，可现在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觉得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必须尽快对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曾国藩久久不能入睡，直到三更天才稍稍成寐，可刚刚四更一过又醒了。躺在床上，他再次翻来覆去地进行思考。按照清朝的祖制，两江总督例得兼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务，但浙江的军务向来归闽浙总督节制，现在让他兼管四省军务，的确有超越祖制的地方，会对地方政权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心情一时颇为沉重，感觉到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盛，而古之得虚名并值时艰者，往往不得善终。想到这里，不禁悚惶之至，于是，打定主意，要上奏朝廷，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军务。

为了上奏辞谢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整整准备了10天的时间。他与幕府中的各位幕僚天天进行讨论，总想计出万全，找一个最好的理由来说服朝廷。经过反复议论，大家一致认为只好将左宗棠推出前台，在左宗棠入浙督军一事上做文章。

1862年1月，清廷正式批复，曾国藩仍然兼辖四省军务，并谕令曾国藩不得再行奏辞。

清廷以特殊需要和因人设职两条理由拒绝了曾国藩的推辞。曾国藩在感到朝廷对他的特别恩宠之外，也知道这么大的权力的确有些烫手。于是，他在表示接受节制四省军务这一特殊差使的同时，又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