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绕着太阳转，每年的日子不短也不长。但在我的记忆里，我的七岁，是极其漫长的，长到我一度以为这一年永远也不会过完。

我被自行车撞这件事，引起了相思湖学院领导的重视，他们觉得一个家里只有孩子没有家长是不安全、不妥当的，他们征求我父亲的意见，说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把我的母亲调到“社来社去”试点班工作，这样，既可以全家团聚，又可以把母亲顺理成章地调入相思湖学院。父亲当即同意，十五年的两地分居，终于将妻子调入桂南后也是聚少离多，这个机会，他要把握。

1976年，过完春节，全家人跟着父亲到了“社来社去”试点班所在地宜山县。母亲是师范学校毕业，她的资历当不了大学老师。虽然我们都觉得，以母亲的学识，教试点班的学员绰绰有余，但学校还是安排母亲当了出纳员。

试点班借用的是“德胜中学”的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住进了一间很大的瓦房，这间房足有一间教室那么大，也可能它原本就是一间教室。高高的房顶，能够直接望见屋顶的瓦片。父亲说，这种房子有助于通风散热。美中不足的是，每逢下大雨，屋里到处漏水，哪怕用上家里所有能接水的盆、桶、碗、盅等器皿都不够去接屋顶漏下的雨水。因为中国传统中有水能聚财的说法，母亲打趣地说，这房子不仅散热，它还聚财。

大姐和二姐在德胜中学读书，我进了德胜小学。

我要走蛮远的路去上学。开学注册那天，是父亲带我去的。上学的路，要经过一条街道，街道上有不少的店铺，也有一些小摊贩。我是一个严重的路痴，父亲又不会带我走第二次，我只能一路跟着父亲，一路认真地记下每一处转弯和每一转弯处店铺的特征。从学校回来的时候，父亲要去某个学员家里看看，带我走的是要穿过玉米地、甘蔗地、菜地，还有很多田垅、小沟的乡间小道，我也记下了。但问题是，我不是一般的路痴，严重的路痴症导致我很久都不知道如何走街道的路回家，也不知道如何走乡间小道去上学。我在街道与乡间小道上来回走了几个月，有时，母亲会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两个玉米，问是哪来的，我说是在放学路上有个社员硬塞给我的，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有时，我会带着一把野芹菜回来，那是自己在路上看到后随手摘的。有时，我会拿一捧小马蹄回来，那是水沟里的野马蹄，我自己挖的。总之，这一路上，我认识了很多从前没见过的东西，都是在回来的路上一些不相识的人教的。我有时还顺手摘几粒稻穗放进嘴里咀嚼，淡淡的米浆软糯香甜，清香四溢。

在那些日子里，我甚至还认识了一种草药。一天中午，放学路上，我下小水沟挖马蹄后上到田垅上，一个扛着锄头的农民大叔叫我站着别动。大叔走到我身边，从肩上把锄头放下，弯下腰，用锄头靠近我的小腿，我忙往自己小腿上看去，腿上正爬着一条肥肥的黑呼呼的蚂蝗。我吓了一跳，大喊着让大叔快帮我把那个东西弄掉。大叔笑了，让我别着急，他用锄头在我腿上轻轻一刮，蚂蝗落地。我看到自己的腿上汩汩地冒着血，准备用手去堵。大叔让我别动，他早已在田垅边上采了一把绿叶揉碎，把它敷到了我的伤口上。我问大叔这是什么药，大叔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这药管用，我把这种草药的样子记下了。蚂蝗还在地上蠕动着，大叔随手折了根细枝，抓起蚂蝗，将细枝插进蚂蝗体内，蚂蝗被整个穿肠翻肚后大叔将它弃于地上。大叔说，它终究会化成一滩水，再也不能复活。大叔还说，蚂蝗这个东西很讨厌，即使碎尸几段都没用，它们会变成更多的蚂蝗，翻皮才是绝杀。大叔处理完蚂蝗，扛着锄头，哼着小调走了，大概是收工了吧。蚂蝗真是个倔强的东西，我对它们历来客气，对侵犯过我的这些个东西，从来都是放生处理，这不仅因为它斩而不死，我甚至听说，哪怕把它烧成灰，它都能复活，夸张得令人瞠目。但这不是大叔说的，我也没烧过蚂蝗，不敢烧，还是担心万一是真的，变成灰的蚂蝗如果复活了，岂不是化成千军万马？会不会找我报仇另说，世间便多了更多的吸血鬼。我看着那在太阳的炙烤下已蜷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