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那只手高高举起，对着那些说她没有资格上大学的人说：“这，就是资格！”另一个是一个教授模样的人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老师一说“ 马尾巴的功能”就会招来学生们的反对。父亲告诉我：“马尾巴的功能主要讽刺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繁琐和不切实际，暗示教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父亲跟我讲这些时，不知他心里是否真的认可他所讲的东西，父亲一路走还一路给我讲了“屠龙之技”的故事。

所有分散在各处的试点班的教职员工都在龙头山下分配到了住房，我和八岁的“孙天浩”相见恨晚的成了死党。他是我在试点班里唯一的同龄人。父亲说孙天浩一家不是相思湖学院的，他父亲是从当地其他学校借到“社来社去”的老师。我和孙天浩中午不午休，下午放学也不按时回家。休息日，两人结伴上山抓七星瓢虫，用绳子绑住瓢虫的一只脚，一手扯着绳子的一端，看瓢虫扇动着翅膀逃命，却怎么也逃不出我们的掌心。有时，我们也抓些其它昆虫，如法炮制，最后，这些昆虫不是断手就是断足，然后被我们这两个法西斯小儿无情地抛弃。

我俩除了祸害山上的小虫子，其他恶作剧也不少做。有时，我俩会找个山头隐蔽起来，专等山坡下过路的汽车，一旦有汽车经过，我们就拾起满山随手可得的小泥块向汽车砸去，看谁砸得准。到底谁砸得准，谁也不知道，小泥快扔出去后，我们都不敢探头观望，怕被司机发现后上来把我们揪住。

我们甚至还“打家劫舍”，把东家的酱油放到西家，把西家的盐缸搬到东家。学校不大，在这小小的家家夜不闭户的“世外桃源”，我俩瞅准谁家没人就钻进去，来个物资南北大挪移，这一行为引起了公愤，被抓现行后我俩分别被家长痛打了一顿。过后，我觉得那次毒打就像《红楼梦》里贾政打贾宝玉那般残忍。

用泥块砸汽车的勾当在被毒打之后我们也自觉停止了，因为我们猜想，如果这件事被发现，我俩可能不止是被毒打，有可能会被打死。两人的娱乐活动只剩上山捉昆虫了。

宜山之所以叫宜山，是因为山多。在我看来，著名的山应该是没有的，都是些小山小坳，我们轻易地不是到了这个山顶，就是到了那个山头。上中学后学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想起宜山的山，我给曾生活过的宜山做了一个“环宜皆山”的描述。那里的龙头山是当地居民最看重的山，父亲在他的著书中有描述，“龙头山，远远望去，像个仰望天空而又气势轩昂的龙头。这里，群山连绵，像一条巨龙横亘在桂黔一带，龙头在宜山德胜，龙尾在贵州都匀，长达几百米，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龙脉。龙头山下，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有一两千亩的乱坟岗，当地农民，祖祖代代，凡是老人去世的都埋葬在这里。这里已是墓上建墓，层层叠叠。”说实话，环宜之山我基本都上去过，的确不知道哪座是龙头山。

由于这里有黔桂铁路和宜金公路通过，交通方便，加上又有大量可供开垦的荒地，校领导看上了这里，经与地方协商后，这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决裂》式的开荒建校活动。

学校周围都是山，我和孙天浩整天就在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乱转，孙天浩自称“俺老孙”，我也自称“俺老孙”，孙天浩不干，说你姓“沈”，只能叫“俺老沈”。我说我属猴，我就是老孙，孙天浩认可了我的身份。我们两个孙猴子在转来转去间，时间眨眼过去，很快，两人的二年级结束了。

在一个酷热难耐的暑天，蚊虫四处飞咬，我嫌热，都懒得上山去捉昆虫。母亲忙里忙外地往大木箱里放东西，还时不时地抹泪，全家人的心情好像都不太好，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只是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大木箱被合上并上了锁。我觉得木箱里锁着天大的秘密，仿佛《南瓜里的秘密》。这天大的秘密其实并没有人想瞒我，只是我没问而已。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即意味着要到农村去插队。“插队”顾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