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高中毕业的大姐，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插队一般是就近安排，虽然大姐毕业于德胜中学，但户籍在相思湖学院，她必须回到相思湖学院，等候插队安排。

饭桌上，父亲安慰母亲说：“她又不是一辈子扎根农村，过个三两年，就有可能抽到工厂当工人了。而且，也不是她一个人去插队，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去，没什么可伤心的。”

母亲说：“我主要不是因为她要插队难过，是她一个人在那边，万一有个头痛脑热的，孩子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奶奶说：“钦云你要是不放心，我跟大平回去吧，总算是有个人照应。”

二姐插嘴道：“我也要回去，我不想在这里了，在这里连入团都成问题。”

我没说要回去，我觉得这边比相思湖学院好玩。我哪怕说想回去或不想回去，其实都没用，大姐最终是一个人回去的。

吃完午饭，全家人将大姐送到火车站，在最后的依依惜别中，大姐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还是夺眶而出，母女俩抱头痛哭。这是大姐第一次离开家里所有的人去独自生活。

这场伤感的离别不久就被突如其来的团聚冲洗得烟消云散。

父亲背着全家人，在大姐高中毕业前就向学院领导打了报告，申请将母亲先调回相思湖学院本院，他不知道有多少胜算，也就暂时没跟家人说起这件事。事有凑巧，相思湖学院附中那时正好缺一个政治老师。在大姐独自回到邕州后的第三天，父亲接到了学院的通知，他将一纸调令铺开在母亲面前，得意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母亲看到调令，又哭了，这次是激动的，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埋怨父亲不早告诉她这件事情。

父亲问母亲是否愿意当政治老师，是否能当政治老师。母亲说让她教什么她都愿意，她是学师范的，什么都能教。

母亲打点行囊，即日携全家返邕，试点班这边只留下了父亲。

火车沿着我们来时的轨道，又将把我和家人送回相思湖。我甚至忘了去和孙天浩告别，只能在火车离去的呜咽声中，眺望群山，眺望群山脚下波涛汹涌的一片片绿色田野，眺望文人笔下的如诗如画，它们逐渐在我的视线中淡出。社来社去，宜山，德胜，龙头山，孙天浩，一切从此成为回忆。

又见相思湖，我拾起一粒小石子，投向湖面，湖水轻轻地叫了一声，泛起了轻微的涟漪。相思湖，虽不是我朝思暮想的所在，我依然感动于它那么平静地等着我的归来。

大姐刚准备去饭堂打晚饭，一出门，就看到了正堵在门口的我。我对她大喝一声：“妖怪，哪里去，吃俺老孙一棒！”大姐大喜过旺，她知道我肯定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她向马路上看了看，果然，母亲、奶奶还有二姐背着行李正朝这边走来。她把碗递给我，跑过去接下了奶奶手里的东西。

进屋后，大姐说她先去饭堂打饭，不然饭堂要关门了，我小尾巴似地跟着，几日不见，分外亲热。

奶奶担心自己能在这里住多久，学院领导会不会让她在这里长期住下去。母亲说现在政策放宽些了，应该不会再有人赶走她，让她放心。

吃饭的时候，二姐像想起了什么，突然惊呼一声：“天啊，妈妈不会当我的老师吧？这可不好！”

大姐毫不客气地补了一刀：“不仅是当你的老师，还很有可能当你的班主任。”

奶奶回来那天就发现了新情况，每栋楼的前面，多出了一些横七竖八，用不同材料搭成的小房子。我们也发现了，听邻居们说这些小房子是在发生唐山大地震后各家各户自行搭建的简易地震棚，是为了万一发生地震时可以临时居住的。奶奶看到这些简易棚里不仅可以堆放杂物，更多的人是拿它们来做养鸡房，每个小房子里都有几个鸡笼。她也打算找地方围上一间。实地勘察后，奶奶让大姐、二姐